好友喜茶，善竹叶青而饮；好友谈佛，研唯识而道。好友今年已是九十高龄，我迈入古稀，我们是忘年之交。
好友在峨眉山佛学院讲学，著有《唯识七讲》《成唯识论》两书；我在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任教，闲暇也好动动笔墨，出版了《培德文集》，分文学卷与教学卷二册。好友近年才息教职，我还在上课；虽地隔两处，我们却常相问候，偶尔电话也会谈及饮茶与读佛。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和他均在南充南部县中学教书，他教历史，我教语文。业道所谓文史不分家，于高考言，是分的，于共抓高三毕业班言，是不分的，于我们的友谊而言，更是不可分的了。然时光催人，好友退休去了宁波佛学院，因年纪大了，后来回了四川。我退休本打算去宁波佛学院讲古文，因他回了四川，我旋被棠外聘了教职，于是仍干起老本行，教高三语文。
这二十年里，他与我见面次数不多，但因为有佛缘茶缘，所以感觉情感上是相通的，而且比经常见面的朋友好更熟稔。因此，只要见了面，便会无话不谈。而谈论最多者，一是茶性，二是佛理。茶性初解，讨论起来最后是殊途同归，因为两个人都习惯了川茶，尤喜竹叶青；而佛理高深，讨论起来又难免有分殊，因为两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体会都不一样，所以论之焦点最后归结在唯识论。
讨论和交流的过程也颇有趣。有时候竹叶青是媒介，打通了佛界与凡界；有时候佛理是中心，聚集起生活的闲情雅致与粗鄙不堪。妙在两个年龄相差了二十岁的人，还能借一杯绿茶，在同与不同，奇与不奇之间找到思想的汇合之处。于是，追寻过往，言及相交，真有好些话要说。
当初，我从大学出来，分在师范教书，后与校长意见不和，1984年转到南部中学教书；而好友呢，1957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被劳改，后放出分在南部建兴中学教书，也是1984年因高三之需转到南部中学任教。我俩性格天生如此相似，不该说偏说。而且恰好南部中学建址在凌云山腰，我俩居家都在县城晓霞路，于是每天结伴而行，自然而然成为为好友，一路相谈，感觉情趣相投，竟有些认识晚了的感觉。
逢年过节，两家人互相走动起来了。记得第一次到好友家，我带了一盒茶去，茶即是竹叶青。不料好友所喜正是竹叶青，谈话便从这开了头。
“禅茶一道，峨眉山产的这竹叶青本出僧人，最具禅味。茶叶经大山雾霜雪浸，采来制好躺在盒里，安和而眠，自如无碍。可是一当放在杯中，经水一泡，站立起来，不言不语却道顶天立地无非我，绿色献身正是它；无畏而生，大度而活，直身而去，唯证无我了。又可谓是有实相，不着实相；不着实相，本是空相；了却空相，方证般若。茶之道，亦禅之道，世上几人识得……”
当时所言，原话是否如此，真记不得了。我根据记忆整理，大约就是如此，后来细品，果也不虚。受其影响，我随后也看了不少佛教的书，又得一番证悟。想来，茶不正是媒介么？
自此，我们交往论道愈来愈勤，直至上世纪90年代好友退休。刚开始好些年，他的退休工资都是我从学校领来赓即就交到其夫人手中。后来打卡了，再后来我也退休了，再再后来我们见面在峨眉山市的大佛禅院了。时间已是2016年的暑期。
礼物仍旧是竹叶青，所议仍旧不离唯识宗，其实好友正审稿《成唯识论》，百忙中，仍陪我游了禅院——汉传佛教之第一大禅林。在大佛禅院的偌大荷塘前，我们伫立良久。时阳光烁人，荷花盛放，一望满池，红红白白，醉人的眼，醒人的脑，以为佛主莲台，都来此处。
午后两点，我们才用餐，好友之子也来陪我们吃饭，席上自然聊到佛学，并谈到《四川佛教》杂志，因为好友之子正是《四川佛教》杂志主编。
漫道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日子又过去两年多，而写此文的此时此刻，我心里好生奇哉！文到收尾，何以还不道出好友姓名，而这“竹叶青•唯识茶”之题，又为用意何？
记得骄阳之下，荷塘池边，好友高而瘦的身影，配了我这矮而胖的形体，老者与半老者是多么奇妙的一对，好不开心也。
好友王赐川，其父王恩洋是民国时东方文教院院长，大学者吴宓入四川也是经王恩洋之邀而来的。王恩洋乃民国佛教唯识宗四大名师之一，199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《王恩洋先生论著集》十卷，著作等身。真个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有其子则后继必有其人。据说他现在正在写《中国佛教史论》，这让我充满了期待：期待成稿的那一天，我们清茶一盏，佛前细论。
王赐川老先生1.75米高的个子，重仅110斤，瘦而精气神满满，腰挺直，有如竖立在茶杯中的竹叶青；我邵培德1.59米的个子，重却是139斤，就像那躺在茶盒中的竹叶青。可无论是竖立着的竹叶青，还是横躺着的竹叶青，都是竹叶青，唯识无我，何来分殊；但横竖有别，又似一分殊，而唯识一也，又不可分殊。茶，清心明目，即心已清目已明，还分个什么？好友与我，将竹叶青喝出唯识茶来，早已不分什么年龄多少高矮胖瘦，但得偶尔见面，便即吃茶论佛去也。文/邵培德
邵培德（特级教师），作家，著有《邵培德文集》上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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